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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:用“绣花精神”精细化管理城市


江跃中 邵宁/新民晚报/20180313


    上海有“社区大脑”了,就在静安区的临汾路街道试点运行。运用物联网与大数据等信息技术,“社区大脑”尝试解决社区管理中“人力所不能及、人力所无法及、人力所没有及”的实际问题,提高社会管理的精细度,破解城市治理难题。

    昨天,作为“国家发改委2018年数字经济试点重大工程”上海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项目——大数据与城市精细化管理(静安)项目中先行上线的一项,“社区大脑”应用创新工程项目专家组会议在北京召开,上海市经信委、静安区政府组织专家共同探讨、研究项目的完善、落实,推进项目的后续布局、推广等。

    “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,是关系上海发展的大问题。要持续用力、不断深化,提升社会治理能力,增强社会发展活力。”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,一年来,上海持续用力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,以绣花般精神,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迈向全覆盖、全过程、全天候。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,代表、委员就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如何发力,纷纷贡献“金点子”。

    精细化管理
    应突出城市温度0
    而不是技术的冰冷

   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,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,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。全国人大代表、黄浦区委书记、区长杲云说,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,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,是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,也是建设卓越全球城市的前提条件。  

    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,首先要聚焦民生改善。以黄浦区为例,还有大量居民居住条件差,亟待改善。杲云表示,将多策并举,通过城市更新和加强管理服务,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,解决城市管理中最大的民生期盼。同时将通过系统集成,实现“多领域、全要素、全周期”的城市管理。“城市管理精细化应突出城市温度,在生态环境综合治理、城市和社区公共空间打造、公共配套服务等方面,都要注重贴近群众需求、提升群众满意度。”杲云代表说。

    而在全国政协委员、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看来,城市精细化管理不宜过分强调“标准化”,忽视“人文化”,“表现为注重优化硬件,忽视人民的获得感;注重统一标准,忽视地域的特殊性。”

    他分析指出,政府和社会对“精细化”的认识,往往停留在提高管理手段的“精细化”水平,侧重于硬件的高标准。如强调利用大数据、网格化等智能科技手段,以体现精细化的程度。但这些只是管理的途径手段,而非管理的最终目的。市民群众更加注重城市管理所赋予他们的实际感受,是否真正让他们感受到城市的温暖,并非技术的冰冷。

    胡卫委员说,部分城市出台了“城市精细化的管理标准”,其本意是好的。但城市管理是一项与时俱进的过程。我国不同地区城市发展的水平差别很大,每个城市以及城市的每个辖区都有其自身独特性,不可能一个标准。

    “建议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推进过程中,务必坚持‘管理以人为本’和‘理念文化养成’的原则,立足百姓视角,强化精细化管理的人文关怀。”胡卫委员说,要更加注重从市民角度去理解“精细化”的内涵,着力把智能科技等途径手段,有针对性地运用在市民百姓衣食住行等紧贴民生领域的地方,提高市民体验“精细化管理”的实际获得感。我们现在采取的每一项措施、建立的每一个制度,最终目的当是让“绣花一样精细”这句话在城市每个人心中落地生根,最终成为大家共同的文化认同,进而使得政府实施“精细化管理”单方面所承载的压力逐渐转化成政府与市民所共同释放的“合力”。这是比制度、技术等城市“硬件”更重要的城市“软件”,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“软实力”。

    胡卫委员还建议尊重地域特点,尽量避免统一管理标准“一刀切”;突出寓教于乐,树立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文化理念。“可用好城市社区的党建服务中心,深化楼宇、园区的“两心”组织党建、统战和群团工作平台,设计开展一系列他们喜闻乐见的讲座、活动和服务,润物细无声地将‘精细化管理’的理念和内涵‘进楼宇’‘进园区’,最终‘入耳入脑入心’”。

    社会治理

    “围墙内”“围墙外”

    都要认真下功夫

    全国人大代表、普陀区委书记曹立强对社会治理有个形象的表述:要在“围墙内”和“围墙外”认真下功夫。“围墙内”指的是住宅小区。和一些中心城区一样,普陀区有大量老旧小区,但是房子老了,却仍要干净、舒适、安全。普陀区将通过旧住房综合改造、二次供水改造、小区绿化、停车位改造等举措,加强物业管理,让老小区焕发青春。

    “多层住宅加装电梯,上海最早几个成功案例都在普陀区‘怒江系小区’,这是居民自治最好的成果。我们要发挥好其示范效应,推进这项工作的开展。”曹立强表示,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也提到,为有条件的住宅加装电梯。下一步,我们要继续在各街镇、各居民区推进居民自治,加强协商。只要居民把意愿征询的事做好,其他的事政府都会给予支持、帮助。

    在“围墙外”,则要把绿化、道路建设好,把交通出行的问题解决好。此外,普陀区今年将打造25个网格化管理服务片区中心。这个地方就像家门口的一个“公共客厅”,里面集中老年活动室、日间照料中心、社区食堂于一体,能为各个年龄段的居民提供服务。有座位,有餐位,有休息位——上午,老人可以在这里活动;中午,在老年助餐点就餐;下午,把放学的孙辈接到这里,这里有社会组织提供服务,专门有人辅导孩子写作业;晚上,再到里面的社区食堂买几个菜带回去……这样的地方,现在在全市各区都有,徐汇区叫“邻里汇”,杨浦区叫“睦邻中心”。“总之,要让市民感到社区是宜居、便利、安全的。”曹立强代表说。

    垃圾分类
    做好环节衔接
    不能“前分”“后混”

    垃圾分类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一大难题,长期在社区一线工作的全国人大代表、虹桥街道虹储居委会党总支书记朱国萍发现,“现在提倡垃圾分类、源头治理,但是群众垃圾分类意识却没有跟上。”同时,垃圾分类、回收处置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更不容小觑。朱国萍说,目前小区内按可回收垃圾、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、其他垃圾四类进行分类,但垃圾车来清运时,只按照干湿垃圾进行清运,“垃圾分类存在着前分类、后混乱的情况,垃圾分拣员眼睁睁地看着清运车将刚分完类的垃圾混在一起,扬长而去。”

    朱国萍表示,推进垃圾分类已被作为今年上海市重要课题,就此一方面要加强市民环保技能培养,从家庭学校娃娃抓起,不断提升百姓垃圾分类的意识和能力;另一方面,要在回收和运输中做好环节衔接。“不妨采用不同颜色的垃圾车对着同颜色的垃圾桶,分时段进行分类回收和运送,容易区分辨认,避免混乱。垃圾分类是条综合产业链,我们既要注重源头清理,也要注重环节建设。只有每个环节扣起来,一环扣一环,才能确保实实在在的效果。”

    而在突破垃圾围城方面,崇明区探索出了一套很好的经验。全国人大代表、崇明区委书记唐海龙介绍,垃圾分类减量,是成为世界级生态岛必须持有的一张名片,区里正在打造“垃圾分类崇明教科书”。自从去年6月在全区推广以来,现已实现全区全覆盖,生活垃圾分类收集、运输、处置体系基本建成,生活垃圾总体资源化利用率达到73.5%。

    垃圾处理就是要抓两头,一个是抓源头,一个是抓终端处置。唐海龙说:“以前我们把垃圾分成可回收、不可回收、湿垃圾、干垃圾等,几个桶摆在那里,很多老百姓看不懂。我们就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告诉他们:先把垃圾分成‘能烂的’和‘不能烂的’,把‘不能烂的’再分成‘能卖的’和‘不能卖的’。”

    “我们在农民家里放两个垃圾桶,一个放‘能烂的’,另一个放‘不能烂的’。垃圾收集员收集后再做两次分类:‘能烂的’,直接送到终端处置处,加工成肥料;‘不能烂的’,又分成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,可回收的卖钱,不能回收再利用的直接送到垃圾处理厂。这样做下来,群众普遍表示分得清了。”唐海龙说,现在,崇明湿垃圾的处置基本做到不出镇,不搞“垃圾大游行”。今年还将实现较高水平、较高标准的全覆盖。

    共建共治
    推进机制创新
    强化法律专业参与

   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:“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”;“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、专业化水平”。

    “共建共治过程中应强调法律专业参与,包括专业法律机构的参与、专业法律人员的参与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认为,应该增加专业法律机构参与共建的制度供给,强化专业法律人员参与共建的机制安排,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专业化创新。“我举一个商事调解组织的例子。目前商事调解机构的应运而生是基于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客观背景。如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,成立以来共收案708件,正式受理482件,调解成功311件,调解成功率64.5%,涉案金额84.57亿元。但事实上,其价值已远远超出解决纠纷个案的意义,其实是专业介入经济生活、专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探索与突破,也是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的重要体现,更是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、专业化水平的明显标志。”

    吕红兵表示,从这一角度而言,推进律师行业设立民商事调解机构也非常重要,可以探索律师或律师事务所设立专业与专门的调解事务所,闵行区的新闵律师事务所在这方面有工作创新,值得借鉴。上海新闵调解事务所,是依托上海新闵律师事务所成立的民办非企机构,专事社会矛盾调解工作,10多年来,调解成功30人以上的群体性矛盾300余起,涉及人员数万人,包括最近成功解决松江九亭7.98万平方米200多个违法建筑的拆除难题。

    在此过程中,赋予调解协议的效力需要法院甚至立法上予以重视并规范。同时,加大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的力度、大力表彰成绩优异的调解工作者,使得律师的参与更受激励并得以可持续。


阅读: 1304 次     2018-3-13 17:36:00